“尽管有着严格的适应症，但在一些地方放射性粒子植入却很随意地用在肿瘤患者身上，有些操作者甚至根本就不是放疗科医生。”

　　“面对已经全身转移的肿瘤患者，本应采取一些常规的放射治疗技术进行姑息放疗，却偏偏动员患者去做适形调强等高级放疗技术，于是2000元钱可以解决的问题非要让患者花上七八千元，结果却不见得能好到哪儿去。”

　　面对上述这些国内肿瘤放射治疗中擅自扩大适应症范围、不规范治疗情况，业内专家在大声呼吁放疗迈向规范化的同时，也在积极进行着努力。

利益驱动造成“猫腻”多多

　　“放疗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学科，适应症的掌握、放射治疗的时机、照射技术是否过硬、相关的放射物理师及技术员的配合到不到位等因素，都对患者治疗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余子豪教授非常强调放疗的专业性。“同时，放疗在肿瘤治疗中的地位也十分重要，45％的恶性肿瘤是可以治愈的，其中18％可以通过放疗治愈，另外22％通过手术治愈，5％通过化疗治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上海市放射治疗质量控制中心主任蒋国梁教授对此也深有同感：“放疗很强的技术性不仅要求人员具有相应的资质，同时放疗设备的质量控制、放射剂量的测量和监测以及医院的技术力量等都很关键。因为放射线看不见摸不着，其损伤往往在尚未察觉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因此在所有的环节中出现任何一点纰漏都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可现实中很多时候患者接受的放疗却并不那么专业。就拿放射性粒子（如碘125）植入来说，在美国其应用被严格限制在治疗早期前列腺癌等极少数适应症上，可在国内有些地方却不管是什么肿瘤先给患者埋上几个放射性粒子再说。余子豪教授告诉记者，这种局部的治疗手段如果应用得当，可以在最大程度杀伤肿瘤组织的同时，不会对周围组织造成太大伤害。然而如果使用过于随意，就很有可能出现肿瘤组织没被彻底消灭、周围正常组织却遭受重创的结果，临床上因此造成肠穿孔、大出血的案例并不鲜见。另外，如果一开始为患者进行粒子植入做得不够规范，那么该患者今后再做放射治疗就会困难重重，在多花冤枉钱的同时，还会延误其治疗。

　　然而，尽管不规范使用放射性粒子的危害如此严重，一些医生做起来却很“热心”，其中不少甚至根本不是放疗科医生，对此有专家一语道破天机：“据说在有些地方埋一个粒子进去就能得到厂商100元的好处费。”

　　不单单是放射性粒子植入有“猫腻”，像伽马刀等高级放疗技术在一些人手中其用途也变得不再那么纯粹。蒋国梁教授曾碰到过一件事：一位晚期肺癌患者出现了多个椎体的骨转移，生命已进入倒计时阶段。按说对这样的患者只能采取姑息治疗，通常最多采用常规的放疗手段缓解一下症状，花费不过2000元。然而这位患者却被“忽悠”着去领略了一下伽马刀这一高科技的“风采”，1万多元就这样打了水漂儿。与此类似，像三维适形调强等高级放疗技术每疗程动辄七八千元，却也常常用在那些已经不需要使用的患者身上。

　　由于有利可图，不少医院开始一窝蜂地添置放疗设备，可人员水平跟不上，结果出了不少乱子。在一次医疗事故鉴定中，蒋国梁教授吃惊地发现，由于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在对患侧下肢恶性肿瘤进行照射时，居然造成了健侧下肢皮肤的严重损伤，给患者平添了不少痛苦。

“猫腻”如何根除

　　面对业内的诸多“猫腻”，很多专家希望通过制定指南和规范尽可能根除这些现象，保护患者的利益。事实上，技术指南和规范在国内并非空白，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往往被束之高阁。余子豪教授表示，由于国内行业自律的氛围尚未完全形成，学会、协会等学术组织制定的技术规范不具有强制力。专家们精心制定的规范往往只有发生医疗纠纷时才能派上用场，而在日常工作中却可以随心所欲。应借助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力量，推动临床规范的实施，在这方面，上海、浙江、四川等地做得都不错。

　　兼任上海市放射治疗质量控制中心主任的蒋国梁教授告诉记者，他们中心是受上海市卫生局委托成立的一个专家监督性质的机构，成立4年多来每年都要到各医院去检查，然后向卫生局提交专家意见，最后由具有行政执法权力的卫生局出面对不合规范的单位进行处罚。

　　尽管中心本身没有什么权限，但由于手中握有“尚方宝剑”，各家医院对专家组的检查都很重视，从而也就推动了放疗规范化的进程。成立之初，中心就对医院的实力（至少是三级乙等以上）、人员的资质（包括医生、放射物理师、放射技术员及设备检修员）、设备的情况等都设定了具体的“门槛”，并以此为标尺衡量各医院的工作。

　　曾有一家医院，放疗设备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同时人员也缺乏相应的资质，于是在专家组的建议下由卫生局下令医院整改，最终该院被彻底淘汰出放疗领域。

　　也有专家提出，在加强监督和执法的同时，完善医疗机构补偿机制、实施收支两条线管理、减轻医务人员创收压力等举措，则将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种种“猫腻”植根的土壤，使放疗彻底回到其原本治病救人的道路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