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诊断我做梦也想不到，妻晚年的幸福是由韩国大夫来挽救的——上海我立德医院的郑炳周院长和他的助手们。胸椎间盘突出致脊髓受压，是“上百万个自然人中每年只发现一个的罕见病”，经典医书这么说，刚退休的妻一生淡泊，偏偏中了这个“彩”。确诊的过程太曲折，花了六个多月。靠医保的雄厚资金支撑的县医院门庭若市，可对她这个屡治不愈“腰背疼”患者竟没有做过胸椎检查的，哪怕是用手指按压几下，总是给她拍腰片，一张又一张，一次又一次。“未见明显异常”“轻度退行性改变”——“影像诊断”的结论连我都能事先猜得出还在拍，好像离了这些X光机和CT机，医院就活不下去似的，医生就没了思维似的。

　　半年换回家的是一大摞X片、五花八门的药瓶子和不轻反重的症状。不仅她本人，连我也犯疑，要么她体内的某个部位患有不明的病灶，要么她纯粹属于医生们称之为“神经官能症”的精神疾病了。幸亏一家合资医院的一位年轻的骨科大夫让她躺上了检查床。这是“五一”前，在中外合资的昆山宗仁卿纪念医院，大夫周对妻做起了常规的体症检查，又由下而上逐节按压脊柱，在她心脏附近的脊段上发现了压痛点。于是，通过现代磁共振技术终于找出了病根：中胸段椎间盘突出和黄韧带肥厚导致脊髓明显受压。从横断面上观察，圆形的脊髓被压偏了将近五分之二。

　　在无望和恐怖间徘徊然而，病罕见就意味着医院罕见，医生也罕见。

　　“手术是唯一的治疗手段。”骨科专家的一致意见。想想也是，半年多的保守治疗她从自己骑着车满城问医到如今的成天卧床，百病丛生，进行性加重的症状让原本端庄康健的一个人变得瘦骨嶙峋。别的不说，光体重就减了十余公斤。但也并非是无路可走，像华佗给关云长刮骨疗毒的那种传统手术的大门是敞开的——“要动六七个椎盘”，“医生最怕的就是胸椎手术。”“开刀和不开刀的瘫痪率都是50%，你们自己考虑吧。”“北京开了7个，瘫了3个，谁还敢开？”——从上海到南京，大医院的答复大同小异。这意味着长长的切口，咬除阻碍手术的骨髂，开放椎管暴露脊髓，用人造垫片替换椎盘，再用金属材料固定脊柱，两三个月的住院时间……

　　但她的虚弱的身体能承受吗？即使能承受，有言在先的“截瘫”风险就让人不寒而慄。“随访”下去吧，瘫痪了再说，这样就没了“走进手术室，坐轮椅回家”的后悔，医生也少了手术失败的风险，但这同时意味着术后的恢复将十分有限：中枢神经的损害是不可逆的。况且，“有手术指症”——名院权威专家的签字谁敢耽搁？六月中旬，妻住进了中山医院，没进外科而住的神经内科，抱的是最后的侥幸心，希望名院能够推翻罕见病的结论，或有办法不经手术而愈。然而名院严谨的检测结果并未改变原先的结论，也无手术以外的其他治疗途径。我们依然只能在无望的保守治疗和恐怖的开放性手术间徘徊。

　　天无绝人之路“天无绝人之路”——朋友发来短信。我们在十字路口徘徊之际，沪报出现了一则“豆腐干报道”——《日籍胸椎患者在沪微创一次治愈》。微创——那该多好！不过当时我并不在意：报道中的“上海我立德医院”名不见经传，我要在医保体制内的医院中找出路，至少至少，也要是当地开放了医保的民营医院。然而局面却让人无奈。

　　沪宁线上的大医院没开搞脊椎微创的门，他们也搞微创，但那是指肝胆，妇科，面神经……当问及有否的脊柱方面的微创治疗时，我成了个地道的“拎不清”，被专家一语打发：“浑身不搭界的事。” 看来民营医院走在了前头，他们以诱人的广告宣扬着椎间盘突出微创治疗的国际先进性和人性化，还嘲起了大医院对新潮流的迟钝：他们靠医保，不愁病人，开刀都来不及，何需再花巨资引进设备搞这个？若比效益，“开大刀”的手术费、材料费、住院费加起来哪个不是几万、十几万？可是一家家下来，民营医院的椎间盘微创外科，脊柱漏了一大截——胸椎——偏偏是最长的一截。他们只搞腰椎，个别上了颈椎。花样五花八门，PLDD，射频热凝，冲击疗法……让人眼花缭乱。

　　可是，从苏州到南京，从上海到北京，我将妻的片子送入一家家医院的邮箱请专家会诊，竟没有接受这名胸椎患者的。一份向北京某院的网上求诊摘录，便是最好的说明：我：“难道请你们作一次认真的探索也不行？我们作为患者是愿意配合的。上午我还对患者说终于找到地方了，在北京，全国十佳骨专科医院之一，现在这个弯好难转呀。”答：“嗯,我很理解你们的心情,可是非常抱歉，我院暂不能给您的家属做这方面的治疗,因为我院这方面的治疗也是很少的,请原谅。”“别找了，算我倒霉——生了没人给治的病。”妻说。

　　“让我再找找。”我说，“不为你一个人，我在挑战命运，不想做单飞鸟。”凌晨二时半，我在电脑前搓揉起了眼睛，“我立德”突然浮现在眼前，这不是十天前报上见过的医院吗，仿佛向我示意呢——我立即将它打入引擎，哇，来头不小——世界级的韩国脊柱微创外科医院，已在上海开设了分院。心中重新涌起了希望，第二天挂通了热线，将片子一股脑儿地送入了医院的邮箱，等待着下午约定的答复。这天已是六月二十五日。手机按时响起，一个陌生的沪地号码：“患者许仲英的家属吗？我是上海我立德医院，姓李，叫李柱石，是韩国人，汉语说得不好。请谅解，听得懂我的话吗？”“很清楚，你的汉语很好。”我说。

　　“我负责告诉你，我们的院长和副院长已经会诊过患者的片子……”

　　“结论……结论怎么样？”顾不上在打断他的话，我已迫不及待了。

　　“我们医院能够治疗患者。”清晰的声音。

　　“是微创手术吗？患者是身体难以承受开放性手术而来贵院寻求治疗的。”我不想再重复曾经的曲折，有的医院在电话中说行，上了门又说搞不了，向我们推介各种花样的保守治疗。“是的，是的。”明确肯定的回答。

　　“你们刚开张，如果动不了胸椎部位，我想通过你们到韩国去手术。”我说。“不需要，我们这里就能处理。”李说，他接着介绍起了他们的院长——一位世界级的脊椎微创外科专家——话中含有他作为我立德人的自豪，又在树立我对医院的信心。终于“柳暗花明”了——我几乎是瘫坐在椅上。

　　近距离看上海我立德隔了两天，李来电，说有两名胸椎手术患者在院，其中一名已经成功手术，医院可以提供和他们交流的机会，也可让医生面诊一下患者。让患者和医院沟通的这种做法，第一次遇上，星期天我们就去“试水”。接送车把我们送抵的，是杨浦区市光一村内住宅楼环抱中的一块开阔地，四层的上海我立德医院就在这里，不到十米的院牌和一条“和谐上海迎世博，健康脊柱我立德”的标语是其全部的外向标志。闹中取静的环境，毫不张扬的格调，怕是全上海最不起眼的医院了，但它是眼下中国唯一的脊柱外科专科医院。“有的患者一到这里，心就凉了一半”。司机打趣说，不过走进楼内，“凉”的感觉就荡然无存，一切是超乎寻常的雅致：诊室、病房、会话间、影像室、大厅、门窗、地面一尘不染，医院向患者提供“五星级的服务”的设施一样不缺。和人头拥簇的大医院不同，上海我立德打造给以患者为“上帝”的氛围。行了下胸椎手术（T11—T12）的北京小伙子已能摔开轮椅了，说自己的手术很成功；将行高胸椎手术（T1—T2）天津在平静地等待手术，不见恐惧的心理。这些罕见的胸椎手术患者和我们一样，因惧于开放性手术而寻医无门最终来了“上海我立德”。初次面诊的是金振国副院长和崔虎山大夫。金的娴熟的汉语使交流就像和中国医生一样，氛围是那样的平和。他同意让妻调养一段时间再手术的意见。回车站的路上问司机，病人不多，怎不见医院的广告？司机说，医院走的是争取手术动一个成一个，靠病人的口碑来传播的路。“尽管病人目前不多，但也决不是来者不拒。”司机说，“有位母亲再三要给她十二岁的儿子手术，院长认为不必，孩子现在没什么痛苦和症状，手术可在十年后考虑，到那时，科技又进步了，手术的痛苦和风险会更小，院长就这样劝回了她。”从路上的聊侃里，心里有了结论：能不能手术，需不需要手术，让院长来决定吧。我们还没有见到院长呢，只知道他叫郑炳周。

　　好事多磨考虑到中山医院全套检测的时效，只经过十天的调养，我们就赴医院准备手术。这天是七月八日。李派出的司机凌晨五时半就到了昆山，他送完凌晨四时赶火车的出院患者到车站后直奔昆山了。约定的时间是八点，为免打扰我们，到七点半才挂响我的电话。妻下楼时车已停在楼下了。我立德向患者提供的全方位的服务，体现在了每个员工的工作细节中。九点到医院。院长和副院长都在手术间，约定谈话在下午一时。我想交住院费，收银女士说，这要院长认可手术的需要性以后才收。内心一阵紧张：路还会断吗？在一个仅有四张圆桌的小餐厅里就餐，见院长、副院长、医护人员、患者都在那里。餐厅的拥挤不禁让我有点抱怨天士力给世界级的脊柱大夫提供的用武之地太可怜了一点，但事情都有两面性，从另一角度看，小而精，难道不正对同舟共济的创业精神的锤炼吗？我们寻求的是医术，不是高楼大厦。一时左右到院长的诊室，门口的滚动屏上依次显示着：汉阳大学校医科大学神经外科学博士国际微创脊柱手术学会（ISMISS）  正会员韩国脊柱学会，神经外科学会  正会员美国微创脊柱手术（FABMISS）专科医师首尔我立德医院（本院）脊柱中心前院长韩国卢武铉总统脊柱手术组成员先由金和崔和我们谈话。结论是手术。但时间要征求我们的选择，周五或者下周一，他的建议是下周一，因为周末医护人员会少一些。没有紧张的氛围，没提恐怖的“截瘫”，最严重的一个问题也只是：如果术后症状改善不明显，患者能接受吗？在这个必须由患者本人回答的问题前，妻略显犹豫，但没被勉强要求回答。这时院长出现了。用韩语和我们交谈，崔当了翻译。这是一位中等个子，风度翩然，脸上总带着和蔼的微笑的大夫。他用指点影像屏幕的方式和我们沟通。我们终于一窥现代医学影像的庐山真面目：妻的三维合成的整条椎骨，还有脊髓，被压扁了的脊髓断面，全身的红外感应图……这是一场让患者完全了解自己身体和病变的谈话。“脊髓的这个部位压着这个东西，浑身上下都会不舒服。”在院长指点屏幕时崔已经把他的话传递给我们了。“把这个最大的拿掉。”院长又说，“你身上百分之九十的症状和它有关。”处处求医得到的一个个不同的回答让人无所适从，也难怪，百万分之一的罕见病例有谁平时在研究它？哪怕医生。只能自己看网看书，但网上和书上的说法也不一样，听谁的？其实想听的不就是这句话？现在院长给说了出来，预示着妻的漫长的寻医之路出现曙光了。“那几处小的呢？”我想“彻底解决”，把妻的脊椎治彻底一点，“尽管不在医保内，我可以申请，即使不被批准，也准备承担费用。”“目前不需要处理，症状不是它们引起的。”郑说，笑着打起了趣：“这不像市场上买菜。”崔解释说，“短期内的分步手术要考虑患者的感染，承受程度等各种因素。”这几乎是与世界级的医生谈话的全过程了。与其说谈话，不如说平和的交流和探讨来得恰如其分。在这个外看并不起眼的医院，一切是那样默契和井然有序。

　　术前居然没恐怖在上海我立德医院，面对充满危险的胸椎手术竟没有恐怖的感觉。

　　恐怖的氛围首先是病友在替你的消除。

　　“不用担心，肯定成功。”305病房的北京小伙说，“我是轮椅上进来的，现在不站起来了？”“你是胸椎病？不要紧，这个房间在我前面的那位天津的胸椎病人不就成功出院了。我的腰椎手术两个小时就出来了，现在一点不疼了。”309号房的上海老人说，健谈的老伴在旁附和，“在日本留过学的儿子本来让他到韩国我立德手术的，是那边本院让我们来这里的，说这里完全可以成功手术，完全一样的设备和专家。手术时还能和首尔本院连网。”“他们能接受你手术，就有把握给你做好。不用担心。”307房的北京患者说，这是位七十四岁的科研人士。术前的谈话和签约的氛围和风细雨，一样在消除病人的恐惧。谈话纯属理性的分析——手术的介绍，前景，可能的不足，尽管在高危部位的手术，但没有“可能致残”“可能截瘫”“可能生命危险”等语词出现，连文本上也没有。又想起了金说过的话——“由院长给你动手，你放心好了。”——这让作为家属的我签字时异常平静。尤其让患者放心的是，新开张的上海我立德医院为了99.9%的成功率，几乎是每一台手术，郑炳周院长和他的助手们都在手术间。

　　术后的思考六月十三日，从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半，郑炳周大夫和他的助手们为妻成功施行了“显微镜微创与内窥镜结合激光胸椎间盘摘除术”，离上海市卫生局该项新技术不到三个月，《健康报》向全国报道只六天。院长。脊柱。

　　不过，幸运之余我的心仍然沉重，沉重于在倡导和谐的形势下，我立德式人性化的先进医疗手段在现行医保体制内竟还未立足，老牛耕地式的脊柱手术尚处在主流状态，无数椎间盘突出须行手术的患者，何时才能不再经历我所经历的曲折，多上一份自由的选择：少一点躯体的损伤，保留一根健康的脊柱。